截至 8 月，COVID-19 已导致全球 70 万人死亡，至少 1800 万人感染该病毒。现在看来，抗击疫情的最大希望可能在于多种疫苗。这一现实引发了疫苗民族主义，各国竞相争夺有望于明年年初上市的疫苗供应。例如，美国在“曲速行动”中向国内外公司支付了数亿剂疫苗的使用权。英国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另一个几乎可以预见的回应是“疫苗间谍活动”。7月中旬，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国土安全部以及加拿大通信安全局的一份共识报告称，“在整个2020年，APT29 针对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参与新冠疫苗研发的各组织，极有可能意图窃取与新冠疫苗研发和测试有关的信息和知识产权。” APT29 也被称为“Dukes”或“Cozy Bear”，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一部分。俄罗斯否认了该报告。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涉嫌针对疫苗研发的国家。例如，美国司法部已起诉两名与中国情报部门 马来西亚 WhatsApp 号码 有关联的中国黑客，指控他们针对疫苗研究。更广泛地说，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多年来积极窃取宝贵的医疗技术”，而且“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一再否认这些指控。这些并不是唯一被指控进行此类行动或成为此类行动受害者的国家（例如，请参阅此处和此处）。
除了间谍活动之外，网络行动有时还会阻碍疫苗研发 (R&D) 计划。例如，今年 3 月，准备进行 COVID-19 疫苗试验的英国公司 Hammersmith Medicines Research 成为勒索软件攻击的目标。而在 2018 年的 NotPetya 勒索软件攻击期间，全球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的研究和制造业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干扰。结果，肝炎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暂时无法获得。针对疫苗研发的敌对网络行动可能危及健康甚至生命，这是不言而喻的。
基于牛津伦理、法律和武装冲突研究所主办的虚拟活动，第二份牛津声明正在起草中，内容是《新冠疫情期间国际法保护医疗保健部门：保障疫苗研究》 （第一份声明见此处）。本文是对此次活动期间讨论的一些关键国际法禁令和义务的回顾。但分析仅限于现行法律，并不一定反映作者以外任何参与者的想法（有关 Marko Milanovic 的更详细分析，请参见此处）。